在脱贫攻坚战的最后阶段，还有集中于深度贫困地区的3000万左右农村贫困人口需要脱贫，其中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比例居高不下，脱贫攻坚战到了攻难中之难的关键时期。我国农村贫困人数近一半是女性，且女性贫困程度较男性更深[1]，这种状况在少数民族地区体现更为突出。而在精准脱贫具体的政策规划和实施环节中，多数扶贫开发政策仍是“一刀切”，忽略了女性贫困的特征和女性特殊的利益诉求。

本文从民族、性别视角切入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相关研究，从贫困特征及成因、扶贫机制、扶贫经验和挑战方面梳理并归纳现有国内文献，深入分析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女性贫困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有哪些特征，为何“难啃”，尝试总结中国减贫理念和实践在民族、性别方面的成就与挑战，并对今后女性减贫格局作出展望，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一、少数民族女性贫困特征及成因

(一)少数民族女性贫困特征。

现有研究主要从少数民族女性贫困类型中分类分析相应的女性贫困特征。少数民族女性贫困类型的划分主要由三条线展开，一是从地域分布来说，少数民族女性贫困人口在西部相对集中，如新疆、西藏、宁夏、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二是从研究对象来看，可以区分为女童、老年妇女、留守妇女、已婚妇女、离婚妇女等；三是从女性群体的贫困维度来看，少数民族地区女性贫困不仅体现在物质上的贫困，还体现在自然条件贫困、政治贫困、社会资源贫困、文化贫困等方面。综合三种划分标准，少数民族女性贫困特征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女性群体更为弱势。由于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地区经济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女性就业困境，如少数民族女性失业率高于男性，易再度陷入贫困[2]。甘肃14个贫困村的社会调查数据显示未婚女性贫困发生率更高，相对于未婚女性，已婚女性家庭致贫的概率降低48.5%[3]。在西藏、新疆、宁夏等少数民族偏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农村贫困妇女的规模虽然不大，但贫困发生率高且难以脱贫[4]。

2.贫困的分散性、多样性和隐蔽性。受地域、年龄、民族文化和社会性别的影响，妇女贫困具有分散性、多样性和隐蔽性。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越来越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集中，贫困的地域性和多元性决定了贫困人群的分散和多样性[5]。自然灾害发生后，社会性别制度让女性的贫困现象和救助需求常常得不到重视[6]。老年妇女的贫困掩盖在家庭内部，她们的弱势身份不容易被发现[7]。分性别贫困统计资料相当欠缺，加之女性维权意识不强，女性贫困状况隐蔽在了家户之中[8]。

3.贫困脆弱性。贫困脆弱性动态预测家庭未来陷入贫困或者更加贫困的概率。在少数民族地区，老年妇女、离异女性等很容易陷入贫困。少数民族地区老年妇女群体的贫困是性别、阶层、地域等多种社会不公的叠加，更是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相对弱势的累积[9]。没有配偶且有孩子的年轻女性(丧偶、离异女性)为户主的农村家庭较已婚女户主家庭(男户主由于劳动力迁移而暂时不在家的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更加贫困、脆弱，并且这种贫困还会代际传递[10]。

4.贫困的演化性和代际传递性。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不同性质的贫困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一种贫困常常导致其他贫困现象的发生。女性长期的物质贫困容易内化为文化贫困，文化贫困又近一步加深物质贫困。土族贫困妇女受文化水平、家庭地位、经济收入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经济贫困演变成了权利和精神文化方面的贫困[11]。贫困的代际传递性体现于妇女的经济地位、受教育水平和身体健康状况会影响儿童的健康和未来发展[12]。

5.贫困的多维交叉性。少数民族女性受地域、性别、经济、文化、宗教、交往等多方面影响，她们的群体性贫困是各种不平等叠加的结果，具有多维交叉性。贫困女性难以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患妇科病和其他重大疾病的几率较大，缺少社会权利和家庭权利，容易陷入物质贫困、健康贫困、心理贫困、政治贫困等多重重压之中[13]。受居住环境、生产方式、宗教生活及社会交往的影响，宁夏回族女性难以适应移民搬迁政策，这制约了脱贫效率和移民搬迁效益[14]。少数民族妇女受传统文化和宗教影响漠视自我发展、受教育程度低、在减贫中被整体性忽略，她们的社会资本和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都过少，导致少数民族妇女无力改善贫困局面[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