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美］周蕾，蔡青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

1991年，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一书的英文原版在美国问世。四年之后，台北麦田出版社将其译为繁体字在台湾出版。又过了13年，这本书才因“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的机缘，由蔡青松重译，以简体字的形式在大陆与读者见面。而现在，自简体字版问世之后又过去了十余年。当我们重新阅读这部作品时，除了它最初在方法论上带给我们的震撼和启示外，其对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1］之间被压制与压制关系的探究，为我们今日的理论反思工作提供了一条批判路径。具体来说，我们要在将书中所涉及的理论文本和文学文本放回其原有的历史语境中进行重新考量之后，再在此书所处的学术脉络中理解和反思它所提出的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

一、“民族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压制与被压制关系

王德威评价《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是 “对现有批评典范的反驳，对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后殖民批判，以及广义左翼思潮的兼容并蓄，在树立一种不同以往的论述风格”［2］。周蕾在此书中为自己的研究设置了一个 “双重的任务——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2］3。这两项任务在周蕾看来是关联在一起的：汉学家和中国研究专家们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完全不相同的对立物，所以他们在研究方法上拒绝使用有 “幻想”（fantasy）或 “幻觉”（illusion）倾向的西方理论思想，而是用一种实证主义的方式将非西方世界（中国）描述得“没有幻想，没有欲望以及没有矛盾情感”［2］4。在周蕾看来，汉学和中国学研究所采用的这种方式，正是排外主义和本质主义的体现，因此她要用非正统的方式去阅读现代中国故事，也就是运用主要是谈论边缘议题的西方理论来解读现代中国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周蕾所要采用的谈论边缘议题的西方理论，主要是女性主义理论；《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所批评的就是在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中，女性被现代性、国族等“宏大”叙事所遮蔽的问题。周蕾认为，女性议题与族裔、国族等议题密切相关：从外部环境来讲，中国等非西方世界被西方他者化、边缘化和本质化，正是族裔中心主义和国族中心主义的结果，与在性别权力关系中处于次等位置的女性具有隐喻关系；从内部情况来讲，现代国族的建构过程实则是一次压抑女性因素的男性中心主义实践。

《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一书共有四个章节，研究对象分别为“视觉影像、文学历史、叙事结构以及情感接受”，代表着“中国”现代性的四种面向，即 “族裔观者、通俗文学中传统的裂解、透过叙事来建造出崭新‘内在’现实的问题，以及性、感伤主义与阅读三者间的关系”［2］2。第一章提出的“族裔观者”理论，在中国批评界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力。所谓“族裔观者”，指的是被西方他者化的非西方族裔，在观看由西方制造出的有关自己的族裔影像时所处的特殊位置。周蕾发现《末代皇帝》将中国 “女性化”的做法并没有引起中国观众的反感，相反却得到了不少观看者的首肯。为探究其因，她用西方有关女性观者的理论分析族裔观者的心理活动，从而论证了现代中国已然是一个西方化的主体：这个主体既有着“被看”、被凌辱的历史，同时也有着颠覆既有观念、历史成见而主动应答和表演的一面与能力。但是西方的汉学和中国研究却将已然 “西化”的现代中国排除在外，这正是周蕾所不满的：“从未是也将不会成为纯正‘中国人’的族裔观者，其位置为汉学及中国研究的研究方法所排拒，汉学及中国研究带有费边所谓的‘异时主义’，对于‘以国族为中心而成的文化理论’来说，‘异时主义’更是其中的中心关键。”［2］50

第二章是周蕾批判“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典型案例。她认为对鸳鸯蝴蝶派的阅读批评，由于五四时期理论家们坚信小说与国族建立之间具有重要关联，因此用写实主义的标准否定鸳蝴派，取消了文学的独立性；当代的中国学研究者则用文学的方法和社会学的方法重新解读鸳蝴派作品，恢复文学的独立价值；中国大陆批评家则坚守历史唯物论的原则，重新审视鸳蝴派文学是为了反映历史现实。无论哪种阅读方式，在周蕾看来都是将鸳蝴派文学简单地等同于“传统”，而忽视了其作为商品所处的“变幻莫测市场中的庞大商业盈利交换背景”，并因此“必须保持流行的、自由的与进步的样态以求生存下去”［2］128-129。周蕾从女性角度重新阅读鸳蝴派作品，是为了暴露出传统主义的裂隙以反驳以往的本质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