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以前，我以“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为最后一章的题目，结束了《全球化与理论旅行——跨国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一书的写作［2］。这一标题来自于美国女性主义学者温迪·布朗（W endy Brow n）一篇文章的标题《论妇女研究的不可能性》。［3］中美两国妇女／性别研究的状况两相对照，尽管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都处于“不可能”的状态，美国的问题是妇女研究学科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危机，学术研究有些找不着北了的感觉。［4］中国的问题是妇女／性别研究学科化举步维艰，有点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意思。一时间，以美国妇女研究／性别研究为代表的“不成功的”或“未成功的”的故事笼罩着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全球化时代。 然而，东方不亮西方亮，丢了南方有北方。在全球妇女／性别研究机构化处于低潮的状态下，瑞典的妇女／性别研究机构化却以“成功的故事”向世人宣告，这一领域的成功何以可能。北欧性别平等搞得好，全世界公认。然而，北欧诸国性别平等的发展模式却各有特色，性别平等的推进，既有自下而上的丹麦模式，也有挪威和瑞典的自上而下的典型。其中，瑞典妇女地位和性别平等的水平又居于北欧各国的前列，妇女／性别研究机构化的成功似乎是顺理成章。但是，在英美女性主义霸权之下，北欧“成功的故事”却并没为世人所知。这一问题不断为欧洲女性主义者所诟病（GriffinandBraidotti，2002；Robinson见Bencivenga，2015）。 我们需要再次向西看。这次，将聚焦于我们比较陌生的瑞典，从妇女／性别研究机构化过程来探讨她们“成功的故事”如何可能，在机构化过程中，国家和学术界女性主义以及妇女运动是如何互动的，女性主义研究是如何进入学术界并扎下根的。了解这些成功的经验，或许会对“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的工作有新的希望。 一、机构化成功的基础是国家、女性主义学者和妇女运动的协调与合作 20世纪70年代，妇女研究的产生与妇女运动的高涨关系密切，但继之而来的机构化却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女性主义在何种范围上愿意与国家合作，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这一学科的机构化，各国的故事很不相同，但基本上，妇女／性别研究的成功的机构化离不开妇女运动、学术界的妇女研究和国家这三者的合作、协调与斗争，也就是说，三者缺一不可。瑞典机构化“成功的故事”可以说是这三者合作与协调的典范。它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国家制定性别平等政策的需要是性别研究机构化的直接推手 女性主义机构化需要国家的支持，这一点比较好理解，但为什么瑞典国家需要支持女性主义研究的机构化？这还要看看瑞典国家、社会的发展历史。 与北欧其他国家一样，直到19世纪80年代，瑞典仍然是个农业国家，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刚刚起步，民众贫穷，社会制度保守落后。经过几十年市场经济、工会集体协议和不断强化国家立法的发展，特别是在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下（1932年起），瑞典开始进行长期的社会改革，目标是建造“人民之家”的民主国家（1932—1950），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惠及全体国民的新型的福利国家。其中，性别平等占有重要的地位。［5］如何制定和推行两性平等的政策促使瑞典政府开展性别平等的研究与调查，因此，性别平等的研究与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在瑞典是一个国家项目（national project），这一提法与中国的“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的说法相似。然而，瑞典的国家项目不仅仅是个说法，其推动性别研究机构化的做法更是我们要关注的。 瑞典性别研究机构化成功被看作是国家项目的结果，这一“项目”始于20世纪70年代。瑞典政府从那时起就在机构和经费上积极支持妇女／性别研究。1972年，瑞典执政党——社会民主党首相帕尔梅亲自选派了“男女平等代表”，其首要任务是作为一个服务于政府的机构，在两性机会平等的问题上为政府出谋划策，对改革工作进行衡量和保障，并对有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其主要关注点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至1976年，瑞典劳动部开始负责两性的机会平等工作。为什么会由劳动部负责这一研究和推行工作并聚焦于劳动力市场？因为保持充分就业、尤其是妇女的就业，是瑞典社会民主制福利国家的原则之一（另外两个原则是社会服务、医疗保健与教育和持续的充分就业），这三个原则在社会民主福利国家是三位一体的（陈芳吟，2012）。由此可见，性别平等在瑞典福利国家中的权重。 随着这些有力的举措，努力实现性别机会平等被赋予了官方的地位。在20世纪70—80年代，瑞典政府一直负责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尽管这标志着国家对此问题的重视，但批评这种研究所带来的工具化风险也一直未断（Li inason，2011a）。但也有学者看到了这一研究的积极一面：妇女参与性别平等的研究，不但事关平等，而且事关研究的质量。因为这些研究显示了妇女和男人提出的研究问题不同，从妇女角度得出的那些原先看不到的结论丰富了学术界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应该被社会所用（Qvist，1978，转引自Li inason，2011a）。 2.妇女／性别研究与草根妇女运动的紧密联系 除了国家对妇女研究和机会平等政策的紧密联系和支持之外，瑞典的另一个特点是学术界的妇女研究与草根女性主义运动的紧密联系，这点与其他欧美国家很不相同。 总起来看，欧美各国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妇女运动的妇女研究，在进入学术界之后一直与校园之外的“真实世界”保持着联系。但在90年代，学术界的妇女研究与草根女性主义运动之间却出现了鸿沟，原因之一是草根妇女运动的落潮，原因之二是学术界的女性主义研究与现实生活中的妇女运动脱节。但在瑞典，90年代仍有大量的草根女性主义运动与大学生对妇女研究的兴趣与关注不减，因此，这种落潮和鸿沟并不明显（Lykke，Michel and Bellacasa，2001）。大学中的女性主义的妇女／性别研究课程为妇女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后续力量，而社会和生活领域的现实问题也促使这一研究领域不断更新。二者的良性互动，使妇女／性别研究成为“有本之木”和“有源之水”。 二、瑞典妇女／性别研究的机构化 什么是妇女／性别研究机构化？这是该领域多年来一直讨论的问题。近年来，瑞典学者提出应该包括下列五个方面：①在性别研究领域有法定的学术实践；②大众文化（女性主义传媒、大众科学）；③福利国家机构（性别平等的国家政策）；④以批判男性为出发点的组织机构（如妇女避难所等）；⑤以女性主义观点出发的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N G O）。（de Los ReyesM ulinari，2005，转引自Liinason，2011b：31） 在这一划分中，包括了教育、传媒、国家机构、社会运动等各个领域的机构化。但在一些研究中经常将机构化与学科化混在一起，而学科化基本上是关注妇女／性别研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机构化问题。毕竟，高等教育作为“工作母机”，其机构化的程度决定并影响了其他领域的机构化。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与学科化有关的机构化。 对妇女／性别研究机构化／学科化是否成功实施，格里芬、加布里埃莱（Griffin，Gabriele）调查总结了欧盟各国妇女／性别研究机构化的状况之后，提出了目前大家公认的几个指标：①该领域系主任／教授和讲师的数量；②建立在妇女／性别／女性主义研究中心和系科的数量；③该领域学术人员在学术界的地位；④实际授予本科与研究生学位的规模；⑤研究和教学经费的数量和种类（临时的或结构性的）。（Griffin，2004） 这些指标虽然不能被看作是学科化成功的绝对标准，但如果缺乏这些指标，或在数量、规模上相对稀少，那么学科化也就谈不上成功。 1.瑞典女性主义对学科化的设想及策略 瑞典的学科化主要在高等教育中实施，先看高等教育的状况。瑞典人口900万，现有50多所公立和私立大学，其中13所可以授予博士学位，共有本科生38万，博士生1万8千人（Li inason，2011a）。 在瑞典，机构化问题牵扯到学术界女性主义如何面对学术机构的科层制，或者说学术界女性主义的表现和政府的政策倾向。在20世纪70年代妇女研究机构化之初，瑞典的女性主义学者就认识到，女性学者必须要在认识论上、理论上、方法和方法论上来全面解释妇女所受的压迫，以及批评男性为主的学术界生产的知识。因此，必须要在学术界开辟一个新领域并建立起一个有保障的学术平台。这样才能使其成为一个人力、财力有保障，并能使这一领域成为一代代承传下去的可持续发展的学科（H olm，2001）。 妇女／性别研究的学者们从妇女运动得到启示，在机构化的过程中运用整合和分离的双重策略，即一方面在已有的学科中进行整合，在各学科和不同层次的课程中都要把这一新的知识渗透其中；另一方面建立独立的妇女／性别研究中心，为妇女研究建立发展的平台。这一策略又被称为“两条腿”走路（the two legs）的策略（Li inason 2011a；Bencivenga，2015）。实践证明，这一策略的实施为妇女／性别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坚固的基础，并保证了机构化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瑞典妇女研究协会于1978年建立，各学校的妇女研究中心（Centre／Foru m）也相继成立。研究经费来自国家，由各学校的妇女研究协会掌握。协会有两个目的：一是要在各个学科推进性别平等的研究，二是要推进妇女研究的跨学科研究。尽管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冲突不断，但各个学校都开始教授本科和研究生课程、聘任教职人员、设立妇女研究的主任职位。这是机构化的第一步（H olm，2001）。至1989年，这种独立的研究中心遍布瑞典所有的大型大学（除了隆德大学之外）。1993年，哥德堡大学建立了妇女研究系（1999年更名为性别研究系）（Holm，2001）。各大学研究中心的31个教职由国家研究经费资助设立（Li inason 2011a）。至90年代末，性别研究学科正式建立起来。 2.学科化的现状及发展 20世纪9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潮流在瑞典高等教育中影响加大。瑞典在1993年进行了一场教育改革，其目的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及效率。政府简政放权，将高等教育的人事组织、资源配置、课程设置等权力下放到大学（陈芳吟，2012）。改革之后，一些专业由于缺乏竞争力——招收不到学生，或研究成果和研究经费不足被关掉。然而，这种冲击对性别研究专业的影响却是另外一种境况。直至进入21世纪，瑞典性别研究发展并没有停步。至2010年，瑞典有10个系科设有性别研究的教职，共有10个教授职位、20个高级讲师，23个博士后和助教；21位专业博士生；另有1100多篇有关性别的学位论文来自其他系科（Li inason，2011a）。 瑞典学术研究委员会（S wedish Research Council）在妇女／性别研究机构化中一直起着关键作用。例如，2006年，资助乌布萨拉、林雪平和于默奥三所大学启动了“性别研究卓越中心”的项目，支持那些在该研究领域具有国际领先地位和潜力的中心，每个中心每年获得资助2700万瑞典克朗，并连续资助5年。［6］在2011年进行的第二次评估中，这一项目成果显著。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该项目的支持下，研究的大环境使研究者做出高质量的研究并具有国际的影响，其效果明显好于单个研究人员单打独斗的竞争（Bencivenga，2015：237）。 瑞典性别研究机构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两条腿”走路（the tw o legs）的策略，特别是建立独立的妇女／性别研究系科，保证了性别研究成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学科，使这一领域的质与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以跨学科研究见长的性别研究，在健康、老龄化、暴力和歧视等社会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近年来大学削减经费，关闭一些招不到学生的系科时，性别研究专业由于多年的积累与发展，仍能够吸引大量的学子进入这一领域，使这一领域有了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以斯德哥尔摩大学为例，2014年，性别研究学术网络联系了12个系科，共有50篇博士论文。同年，性别研究被评为该校学术领先的研究领域之一。2015年，斯德哥尔摩大学收到上千份要求学习性别专业的本科生申请（见Bencivenga，2015：236）。 对于这种成功，瑞典性别研究学者并没有停留在盲目的喜悦之中，而是认为，这是女性主义学术界整合悖论的结果。性别研究机构化的发展与国家有紧密的关系，因此得到政府经费的支持，缺此条件，这一专业机构化就是空话。但同时，这种状况也容易使性别研究专业工具化，导致削弱了其积极的激进化方面。特别是在瑞典高等教育政策引进竞争机制，以“质量”为评估的基础后，女性主义以批评为主导的学术如何发展便成为关键。在市场化的竞争中，性别研究在传统系科中的整合越来越困难，“两条腿”走路之间的鸿沟在加深（Liinason，2011a）。 在这一成功故事的面前，瑞典的妇女／性别研究的学者如何看待？是以做这一成功故事的继承者居功自傲，还是做个不那么令人愉快的自我批评者？这是最令我感兴趣的“后话”。在“成功的故事”面前，瑞典年青一代女性主义学者进一步反思，欲愿卸下这一成功的负载，借助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创始人钱德拉·曼哈蒂（Chandra M ohanty）关于知识生产中权力与知识的论述，检查这一故事是如何被讲述的（Liinason，2011a）。这是另一个大的话题，且留下回再叙。 相比之下，中国性别研究的机构化可以说是一个“不成功的故事”。然而，瑞典妇女／性别研究“成功的故事”毕竟展示出了如何成功的可能。作为中国的学者与社会运动参与者，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是留给我们的任务。 引文： 陈芳吟（2012）：“瑞典高等教育政策转变之分析”，《教育资料集刊》第五十六辑，2012各国高等教育http：／／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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