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操观念，长期以来成为父权社会欺辱愚弄女人的说辞。抗日战争时期，对妇女贞操的期待已不是一个男人对某个女人的要求，它几乎成为了全体男人对女人的期待与要求，甚至出现了男人诱导妇女(如遇危险——守贞抗辱、同归于尽、自杀殉贞等)的说辞，女人受辱在民族受难面前，被抬到了等同于国难的高度，大部分妇女在传统贞操驱动下选择死亡，但也有部分妇女拒绝死亡，有意思的是：赋予妇女死亡结局的大部分是男性作家，仅有少部分女作家在女性主义人道主义的驱动下深切地关注同属女性的受辱群体的命运，把她们从历史的枯井里打捞上来，书写一些妇女失贞后艰难的自我赋权。

一、贞操回潮

传统贞操观在近代以来受到了知识分子强烈的反思与批判，早在1895年，康有为就提出了借鉴西方性爱观实现妇女解放的措施；谭嗣同《仁学》进一步讨论了正确认识性欲等一系列敏感话题，呼吁国人接触性教育的图书等。此后，1911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色欲与教育》，至新文化运动，“五四”旗手们顺利接过这个话题，深入讨论了贞操的虚伪性、残酷性、片面性，加速了封建贞操观的解体与现代性道德的建构。一时间，对新式贞操观、性道德观的畅想，对封建贞操吃人本质反思的文章与讨论，借助报刊图书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关注，广大的知识青年受新思想的影响，纷纷与旧的封建贞操挥手作别，“五四夫妻”“婚恋自由”“未婚同居”等字眼也渐渐走入了作家的艺术创作：鲁迅《伤逝》；郁达夫《沉沦》《茫茫夜》《他是一个弱女子》《秋柳》；庐隐《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淦女士《旅行》《旅行之后》；丁玲《沙菲女士的日记》等都成为讨论性道德的佳作。上世纪3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关于贞操的讨论渐渐松弛下来，但是“五四”的贞操观念却并没有因此而退出历史的舞台，茅盾“《蚀》三部曲”里的女主人公是沐浴了西方性道德的西式美人：她们打扮精致，身体玲珑有致，处处透着诱人的气息，更重要的是，她们绝少受封建贞操观的束缚，在两性的“战场”大胆地施展自己的性魅力，甚至借着性魅力从事革命事业，这不得不算一个惊喜的转变，这些转变无不折射出在现代化大潮中，贞操这条无形的锁链对女性的束缚逐渐降低。但就当时的背景，无论被迫扮演作现代性进程中“颓废”的角色，还是自愿在现代灯红酒绿的繁华声中失落女性价值，现代女性的贞操观改变究竟起到了划破历史的夜空、起到了替千万女性发声的作用。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日寇的屠刀之下，“男尸多在途中，妇尸多于床榻。”[1]691许多妇女都遭受到了强暴，贞操观重新成为压倒一切“理性”的普遍存在，抗战前贞操现代化之旅被日军残酷的强暴政策打回历史原型，或者说，战时妇女失贞大多是由日军的强暴带来的结果，因此，在深入讨论贞操回潮之前，有必要对“强暴”作一定的引介，以弄明白贞操观回潮的时代原因。男人强暴女人不是只有性欲发泄的需要，它关乎两性之间的性政治，被进入的女性会产生羞耻感，她的羞耻感与施暴者快感(不单指性快感，更多的是侵犯、占有、掠夺等)成正比。施暴者的快感首先在于满足了自身的权力欲望；其次是对被强暴者所属男人的羞辱，因为他“侵入了另一个男人的领地”[1]21，“强奸被看成是一个男人侵犯了另一个男人，即前者‘滥用’了后者的女人”[2]。这样一来，强暴女人不啻是对另一个男人的强暴，它又会催生另一个男人的羞耻感——不能保护自己的女人，这个男人的内疚感、耻辱感是进入者快感的很大一部分因素；最后才是进入女体带给施暴者的性快感。明乎此，日军乃至历史上对妇女身体的侵犯与种族进犯同时进行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日军的暴行就是在扮演“以男性自居的强势的入侵或攻击位置的民族”，自然的，中国妇女、中国男性，连同中华民族都做了它“阳具霸权”下的女性，这样，“被侵犯的民族”就被贴上弱势的女性标签，“‘她’就没法逃离忍受‘性’侵犯的重创”。[1]20-21

作为强暴的直接受害者，妇女们一方面受传统贞操观念的束缚，以保守贞操为荣、丢掉贞操为耻，而做一个贞节的女人，既是自身的心理需要，亦是社会对她的角色期待；另一方面，于广大的妇女而言，受日军侮辱是一件让中华男女不耻的“罪业”，加之日军可能对她们施行了极残酷的暴力，在身心遭受重创与活着“遭罪”的情况下，选择“捍卫贞操”、结束生命成为妇女们保全名声、结束耻辱的常见策略。和女人相比，男人处在了强暴/失贞的间接位置，他们对女人贞操的期待，既有传统父权男权的集体期待，同时又因现代战争中的性别隐喻——不自觉地将女人受辱等同于民族受辱，对日军的仇恨加剧了他们保护中国妇女的心理，自此，保护妇女就等同于保护贞操，一旦贞操受辱，他们的耻辱感、负疚感、男权意识就只能逼着妇女践行他们的贞操观，因为，他们既把受辱妇女视作自己的“财产”，便拒绝承认被“滥用”的事实；而另一方面，他的女人死去会缓解他“财产”损失的焦虑、痛苦，此外，把女人看成属于“中国全体男人”的心理认知，也催动了民族/战中妇女臣属民族大义的心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