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玄鸟》《生民》——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史诗神话

《商颂 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1]记录了简狄吞燕卵生契的故事，这时《诗经》中并没有出现后契的父亲。司马迁笔下则是“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2]刘向《列女传》“契母简狄者，有娀氏之长女也。当尧之时，与其妹娣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鸟衔卵，过而坠之。五色甚好，简狄与其妹娣竞往取之。简狄得而含之，误而吞之，遂生契焉。”[3]简狄故事越往后发展越丰满。但是简狄吞燕卵而孕这个事还是被保留下来了。

在《大雅 生民》姜嫄“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1]《史记》“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初欲弃之，因名曰弃。”[2]姜嫄踩脚印而后弃，在生命孕育过程中无男子身影。

由此可知，在《诗经》始祖史诗中契和稷都是知母不知父的，由司马迁开始才知道“父亲”是谁，由刘向开始加上贤惠这样的标签。《中国婚姻史》中是这样解释的：“这样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始祖史诗，是对母系氏族社会杂婚时代的遥远而曲折的反映。”[4]在这个时期，子女和母亲住在一起，死后葬在一起。妇女在群体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

二、《大明》《思齐》——有德之女堪为良配

《大雅 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1]挚部落君主的第二个女儿大任嫁给周部落王季为妻。首先大任与王季是两个部落的贵族，经济政治地位相当，即所谓的“门当户对”。在古人看来，婚姻的目的是“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5]其次，是女性太任到周嫁给男性王季。女子出嫁到男家，那么在母家的财产继承权就归属兄弟，而夫家财产继承权也掌握在家族男子手中，也就是说女子彻底丧失了财产继承权。第三，文王的父亲明确是王季了，肯定了男子在生育中的贡献，也确定以男性为主体的血脉传承体系。

同样在《大雅 思齐》中“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1]大姜生王季、大任生文王、大姒生武王，“母以子贵”的观点初见端倪。主要讴歌太姒的“宜子孙”。《毛诗正义》“太姒，文王之妃也。太姒十子，众妾则宜百子也。”[6]周文王有一百多个儿子，正妻太姒不仅生育十子，还善待众多的妾和庶子。把后宫管理得井井有条，使文王没有后顾之忧。已把后妃的政治舞台限定到了后宫，讴歌她们多子和贤德。

妻地位高于妾，女子的社会定位在生子和辅助男子。说明此时妇女地位比男子略低。

三、《樛木》《氓》——藤绕树，女缠男

古代生男女分称“弄璋”、“弄瓦”，地位之别从出生就开始了。良贱不婚在古代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上层贵族女子选择门当户对的婚恋对象，带着丰厚的嫁妆进入另一个贵族家庭。下层人家的女子也要选择经济地位相当的男子作为配偶。《周礼》记载有专门的媒氏督促适龄男女成婚。适龄不嫁，父母就会被惩罚，而女子也会因此心生怨恨。许慎《说文》“嫁，女适人也，一曰家也，故妇人谓嫁曰归。”由此推婚嫁是女子最幸福的时候。但伴随女子一生的是无休止的劳作，其中织布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故女子需要和葛打交道。葛，多年生草本植物，花紫红色，茎可做绳，纤维可织葛布，俗称夏布，其藤蔓亦可做鞋，即葛屦。葛这种藤蔓植物具有攀附性，和女子未出嫁依靠父母，出嫁后依靠丈夫的性相比较相似。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藤蔓植物开始用来形容女子。

葛藤类植物依缘大树而生长，就是婚配行为中最典型的意象。《樛木》中就把女子对丈夫的依赖比作藤缠树。“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1]“樛木”即高木、乔木。“葛藟”，又称“千岁藟”、“野葡萄”。[7]李善注：“葛，藟，二草名也，言二草之托樛木，喻女子之托夫家也。”方玉润说：“观累、荒、萦等字皆有缠绵依附之意，如茑萝之施松柏，似于夫妇为近。”[8]其实都是把藤缠树比作女子依靠男子。《樛木》中的女子是幸运的，她托身于‘樛木’。当女子所托之处不合适或者失去依托，那么她的命运就悲惨了。《葛生》“葛生蒙楚，蔹蔓于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