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卖鱼桥，我看到过这样的景象。一户“江北人”的船上人家，静静地泊在桥头，一位男孩，绑了红的腰带，用软绳子拴着，在船上行走。软绳子拴在船板的铁环上，孩子身子探出去，玩着河里的水。只听一位“江北”妇女在喊：“上来嗄！没得命啦。”孩子上来了，妇女拎着绳子拖过来，照着屁股啪啪地打。

我见到的这条船，是从余杭獐山来的运石子的船，泊在这儿是为了带一些杂物回去。卖鱼桥的杂物很多，运出去的有茶叶，络麻，丝绸，黄酒；运进来的有石灰，水泥，鱼鲞，火腿，粽箬，甚至竹丝扫帚。船旁的这座桥，是江涨桥。“江北”妇人上岸后，去咸鲞店买了一斤三两的咸带鱼，再去拷几角角子的金刚烧（“金刚刺”酿的白酒）。她挤过剃头店隔壁的棉花铺子时，只听有声音在喊：“嗳一角角子来卖十个，芝麻黄糖卖十个！”“嗳！卖——山梨果儿！”“嗳——棉花糖来，不吃要烊来！”

那时的一角角子，相当于现在的一元钱。芝麻黄糖就是秤管糖，长一寸有余，里面是饴糖，外面裹着白芝麻黑芝麻。山梨果儿，又叫山里果儿，对此，作为杭州人的“现代文学之父”施蜇存在《玉玲珑阁丛》中有过记载：走出大门，就听见了一个卖“山里果儿”的。“山里果儿”是一种像山楂一样的果实，每二三十颗穿成一个圆圈卖给小孩子，又可套在项颈上玩儿，又可吃。叫卖的老头儿在巷底里叫着“山里果儿噢，五个龙连一串，五个龙连一串！”

那时的杭州，把铜钿叫作“龙连”。那时候的卖鱼桥，是批发行集中的地方。批发行中，有批发木材，棕棚，扫帚，拖把的；也有批发红枣，米仁，山核桃，腐竹的；最多的是水产行，最湿漉漉的也是水产行——远远看去，水产行的人就与旁的不一样，穿着高帮套鞋，围着橡皮围裙。围裙一直盖住脚面，头一抬，就朝你喊：“鲢鱼！包头！……倒灶黑鳢头！”见你不买，又朝别处喊：“黄鱼水鲞，半斤八两！”一边喊，一边用手搅起盆里的水。水产行的气味浓烈——有淡水鱼清冽冽的腥，也有水鲞咸渍渍的腥，喷过烧酒的白鲞叫“三刀头鲞”，是醉醺醺的腥。“三刀头鲞”，是做“鲞扣鸡”的上等原料。“鲞扣鸡”，鸡是鲜的，鲞是香的，再加上黑木耳，黄皎皎，香喷喷。

走在江涨桥上，俯身向下，看到的奇观是各色的船，各样的行船样子。“江北人”的船，多属内河航运公司，一条机船拖着十条二十条的驳船，船尾一只灯或一块红布，一只船就是一户人家，浩浩荡荡。单只的轮船，往往是航运管理处的船，插着国旗，速度很快，船头站着手拿铁皮喇叭的人，只听他在喊：“洞洞拐——洞洞拐！”洞洞拐就是007，他在喊着出事船的编号。塘栖和蒋村来的船，都是橹摇的黑漆木船，装着甘蔗，枇杷，柿子，咿咿呀呀；倘若是行进的，就把船摇得风生水起；倘是卖物的，就寻着踏埠，粗粗地喊一声：“荸荠！……藕！”早年的时候，还能看到木排和竹排，一连串，用篙撑着从太湖方向来；木排上搭着一个棚，住着人，有时候炊烟袅袅，竹排上一只缸灶头，斜晾几件衣服；木排停歇的地方，会有人涌上去剥木皮，木皮剥来，晒干，用来烧柴炉，发煤炉。

我数次见过的一个奇观，是水泥的粪船，那粪已与河里的水齐平，只是船帮略高于水面，看上去一副岌岌可危的样子，可行进得很自在——那时候，农民将粪视为上好的肥料，船上人光着上身，其摇船的欢快样子，你可以终生难忘。

船过了江涨桥，接着就是一个急弯，船队在这里常常会滞留。这时你就会看到，桥下用不了多久，就会泊满各色的船舶，绵延数里，体会到当年隋炀帝开凿运河的用意——这算得上人类策划得最好的一项应用性创意——至今为止，水上运输的成本全球仍然是最低的。

上世纪的某个时间段，我一日要进出四趟江涨桥，因为我在霞湾巷的杭三中读书，又在茶亭庙的食堂吃饭。除了上面的这些生活场景，我还会遇到一位卖白兰花的老太太，她瘦弱，秀气，苍白的手上，布满青筋。有时间，我就会看着她，看她把花放在一块很白的毛巾手帕上，用这样的声音喊：“白——兰花——白兰——花！” 现在想想，运河是什么，运河就是一种傍水的生活，也是一种像白兰花一样与香味无法分离的方式。

什么是民生，民生有时候就是突然萌生买一朵花，为自己或者他人寻求一个缺陷，这个缺陷是用一朵花来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