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研究论丛

第三条道路迈向妇女人生意义的世界隐藏的世界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妇女研究逐渐成为中国本土研究中的一个专门领域,总体而言,解放话语和女性主义视角构成了两条主宰中国女性研究的主流路径。关于妇女的既有研究,或将毛时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话本作为理论分析的话语,对传统时期有关妇女的社会机制进行批判,并将这一视角延续至当下的妇女问题研究之中;或将妇女问题的复杂性化约为男性对社会体系的把控,从而主张对男性权力体制进行强烈的控诉。

在美国理论界,有学者呼唤一种“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1]企图彻底改造位于法律、政策中的男性影像。中国妇女研究的女性主义路径无疑受到了美国女性主义的极大影响。也许是怀着对既有妇女研究传统路径的一丝不满,在《隐藏的世界:农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2](以下简称“《隐藏的世界》”)中,杨华另辟蹊径,从栖居、立足、安身、立命的生命历程出发,《隐藏的世界》意图通过将中国妇女研究的经验基础推向更为深广的社会生活世界,来展示出中国农村妇女的归属体系与意义世界,并力图从经验本身来解释隐藏于乡土社会之中的人生意义命题。《隐藏的世界》实际上不仅对妇女研究中传统范式做出了有力的突破和颠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中国人生命秩序史的重新书写,这种经验本位的妇女研究无疑开创出女性研究甚至是人生意义中层理论建构的第三条道路。

一、隐藏的世界:水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

妇女的人生意义命题在学界似乎是个不值一提的学术冷门,囿于解放话语和女性主义视角的局限,当前的妇女研究更多地关注妇女的社会地位、经济身份、社会流动、性别问题;[2]而人类学对农民意义世界的研究则存在着理论关注自觉程度不足和分析泛权力化等诸多问题。[2]如此一来,农村妇女意义世界竟然成为了一片无人问津的学术沙漠。从宗族性村落水村妇女的私人生活经验出发,杨华对农村妇女的意义世界进行了一次大胆的理论解释,从而揭开了一个不曾被人发现的隐藏世界。

位于湘南山区的水村,村落历史悠久,宗族文化发育较早,自古形成以血缘为纽带,以上敬祖宗、横联族谊、守望相助为依归聚族而居的宗族社会结构。[3]即使经历了现代化力量的不断冲击,宗族社会的特征依然清晰可见,是比较典型的“团结型村庄”[4]。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类型的村落构成了研究中国传统妇女意义世界的村落理想类型。[5]

在渴望传宗接代的水村,女孩的诞生原本就属于生命的意外,因而水村女孩在村落中的社会身份一开始就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水村女孩被认为以后总是要嫁出去的,终究会成为别人家的祖先。所以,水村女孩从小就开始为自己的离开做好心理和身体上的双重准备。在平日的村落生活中,水村女孩对宗族事宜不甚关心,甚至对自己父系一脉的祖先都不具有清晰的自我认知,祖宗在女孩心中始终处于无记忆状态。为了获得后天的社会身份,女孩在出嫁之前的时光只能依附于父亲,在父亲的保护下获得对水村的“历史感”和“当地感”。女孩在水村的社会、家庭生活处处依赖父亲,女孩在水村社会结构中的行动逻辑和权利具有强烈的依附性。一旦女孩的父亲过早离世,那么女孩就无法获得在村落安稳地生活下去的社区资格,即使有父兄的庇护,也只能“生活在庇荫的边缘”。[6]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水村的女孩长大成人后通过婚姻的形式离开熟悉的社会,而相对等的是,水村的男孩也会从村外娶进陌生的女孩。嫁入水村的女孩在婚姻仪式的过渡之后正式进入全新的社会环境,她们只有依靠丈夫才能在水村取得既定的社会位置并获得基本的社会认可。被娶进门的水村媳妇依靠丈夫获得水村的社会资格,但是要想在水村立足,她们必须要积极主动地融入到村庄的妇女圈子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在水村逐步获得安全感和稳定感。成功立足的水村媳妇不可能仅仅依靠自身来安身,在水村村民的价值世界里,传宗接代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只有子孙延绵才会获得本能的成就感和生命安全感。因此,只有通过生育子嗣,水村媳妇才能在水村社会获得进一步的认可,她们生儿子的本事就成为其安身的唯一寄托。

无法生育儿子的妇女不仅遭到水村社会的排斥,就连她们自己也会形成自我谴责。只有儿子落地,水村媳妇才算是真正地安了身。儿子的能量是巨大的,儿子对母亲的支持在客观上仅次于她们的丈夫,其表现就在于,一旦丈夫去世,生育儿子的水村妇女可以借此继续获得在水村中的生活资格,而且杨氏家族也会尽力帮扶生育儿子的水村寡妇。等到儿子长大,水村妇女便可奔向人生归属的最后一站。水村的老妇人通过对自己儿子小家庭的悉心经营来完成妇女生命意义的主体性建构;而等到孙子落地,自己的生命便可以获得莫大的欣慰,她们甚至能在去世之前的死后道德想象,来体会“人生一世草生一秋”的莫大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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