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无论如何地，昆仑山都是中国人精神层面上的故乡。屈原：“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昆仑反复地出现在无数诗词歌赋中，表达了我们这个民族如同昆仑一般浩气长存的精神指向。而与希腊神话齐名的昆仑神话，作为人类两大主体神话之一，距今已有360万年的历史，不仅记载了人类从诞生到发展的重要历程，而且，其产生、流传过程与华夏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同步的。

位于昆仑山北麓流水村（现名喀什塔什），是新疆和田县下辖的一个行政村，这里距于田县城约有100公里，距315国道约85公里，距阿羌镇40公里。海拔2800多米，属于昆仑山深处克里雅河上游河道与流水河交汇处的阿克布拉克台地。

流水墓地的发掘有这样几个“有趣”的现象：在50多座墓葬中，除了个别墓葬的，其余均为石围或石堆墓，而且，在一些石堆墓前还有用来祭祀的石圈。其次是，有些墓葬是分层的，合葬，首先的逝者被人们埋葬，他们的亲属去世后会被埋葬在其上层，最多的能到三层。另外是随葬品，有的墓葬中空无一物，但有的墓葬中除了石器、陶器（如双耳罐、杯、钵等）之外，还伴有铜刀以及铜、金质的铃式耳坠和少量的玉佩。

在随葬的器物中，分明能看到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区别。同时，考古学家们还发现，

墓室大致呈东西向，在一墓葬中一次葬和二次葬中，骨架完整的（包括身首分离者）基本上都是一次葬，葬式多为仰身屈肢，侧身和俯身者较少。多人合葬时，较完整的一次葬人骨者很可能是当时某一社会群体的重要人物，二次葬人骨则可能是早前死亡或客死他乡的一般性成员。与之相应的是，接近人骨处的陪葬有家畜的头骨和四蹄，一般以山羊为主，个别规格较高者用马。

专家们分析，这种墓葬的形式与随葬品，虽说与位于昆仑山以西的巴基斯坦北部毽陀罗地区提马尔伽哈墓地为代表的“残肢葬”文化以及与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楚斯特文化陶器，有相近之处或者较为接近，但就陶器的器形和纹饰而言，在目前已知的资料中，仅有西藏拉萨河谷曲贡墓地出土的个别单耳陶罐与之相似，而在新疆地区已发现的考古学文化中，这类陶器纹饰尚未见到。（巫新华 艾力《新疆于田县流水青铜时代墓地发掘简报》）

这为昆仑山北麓地区古代居民的文化面貌提供了科学资料，尤其是能够系统地提供研究克里雅河上游古代文化的准确材料。更为“有趣”的是，经过测定，墓地中除有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外，蒙古人亚种（西藏人）同样也占有一定比例。

所有的文化现象都不会是孤立的存在。因为流水村南临克里雅河上游河道、西临喀什塔什河，在其下流于田县库拉甫河（克里雅河源头）喀什塔什河交汇地方的普鲁村，生活着一群“与众不同”的人们。

由于克里雅河上游的河谷蕴藏着大量的沙黄金，世代居住在普鲁村的人们就以淘金和放牧为生。而关于“普鲁”的称谓，有人说，普鲁在维吾尔语意中为“金钱”，这个金沙流过的小山村也由此得名为普鲁村。但更有说服力的是，世代生活在山里的人们从远古时代就掌握了一种独特的编织工艺，用当地的山羊毛为原料，编织出工艺独特的地毯，深受吐蕃人的青睐而热捧，被吐蕃人称为氆氌毯。在历史上用氆氌二字命名这个小山村延续了很久，后来为了简化改为普鲁村。

今天，因为传统而闻名的氆氌毯的手工技艺虽说正面临着消亡，但在普鲁村一些老人的家里还能看到氆氌毯。而普鲁村村民的穿着也有些特别，首先是这里的妇女将于田小花帽“坦力拜克”（维吾尔族语意为小帽）作为头饰。

这种小花帽不仅是一种装饰品，还是当地中老年维吾尔妇女的年龄标志。日常生活中，这种帽子的戴法与社会风俗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老年妇女的帽顶白色，中青年妇女的蓝色，没出嫁的不可戴此帽，从帽顶颜色即可判断她们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