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期 黄花梨卷草纹四出头官帽椅（一对）

座宽: 56.6cm 座深: 47.3cm 高: 118.6cm

中贸圣佳2021年春拍

中贸圣佳2021春拍，呈现一对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关于这两只椅子的奇特经历，笔者曾在2014年3月18日写过一篇博文，题为“难成眷属的两把官帽椅”。不久，张金华先生看过后对我说了两个字：“快了”。今将当年的博文原文照录，不改一字，也是值得玩味的一段趣事。当时未见到Nicholas Grindley的藏品实物，照片所限，尚不知该椅扶手与腿足连接处亦是出头的榫子，实为遗憾，今特为补充说明。文中关于尺寸的谬误，是当时信息来源的错漏，各位看官见过实物便知。

嘉德开年双展上的一把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在幽暗的灯光下默默静立着。椅为四出头式，搭脑和扶手蜿蜒旖旎，舒展流畅。背板和壸门券口牙板上浅雕卷草，曲线柔美。

这把标致俊朗的大四，是近年拍场上的名品。99年由嘉木堂售予著名收藏家Eskenzi，他的12件经典明是黄花梨家具，在前年嘉德春拍上惊艳出场，令全球瞩目。而这把椅子不在其中，却不知何时回到嘉木堂，得以在本场展出。

该椅有着鲜明的特征，因此令人过目不忘。搭脑和扶手的四出头，外翻和上扬的趋势明显；常见的扶手与鹅脖折角处的角牙，并未出现，也没有修补的痕迹，似是原始设计就如此。

无独有偶，另一把椅子也有着相同的特征，连形制和纹饰都如出一辙，是收藏家Nicholas Grindley的藏品。2001年和2008年，他的椅子两次出现在亚洲艺术展上，看来是未曾易手。如果不熟悉的人，很容易将两把椅子混淆，因为实在太相似了。尽管如此，两把椅子还是有这显著的差别。

Nicholas Grindley的藏品，步步高赶枨在腿足上透出明榫，而本次展出的椅子，则无此特征。当然，这一点是可以人为改变的。另外，两把椅子的尺寸也有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座面。Nicholas Grindley的高118.2厘米座宽62.2，深55.3厘米，Eskenzi的高119厘米，座宽56.5，深47.5厘米。

形态及神韵极为相似的家具，往往出自同一地区同一作坊，甚至同一位匠师。然而，市场的原因，这两把貌似成对的官帽椅，注定了无法终成眷属天各一方。

本次展览的Eskenzi旧藏：

Nicholas Grindley的藏品：

关于中国古代座椅的起源一说，翁同文先生在《中国座椅习俗》一书中，述及前辈学者侯思孟、吴同、崔咏雪的考证研究，并明确赞同一九六七年美国汉学家侯思孟（Donald Holzman）的观点，析辨各家谬说，举证确凿，考明西晋末年佛图澄所坐的绳床是最早例子，乃源自印度，由佛教僧侣传来，又长期为僧侣坐禅入定的坐具。一九七三年吴同先生以英语所撰《从输入的游牧人坐具到摺叠扶手靠椅》一文，与侯思孟观点不约而同。一九八六年台湾学者崔咏雪出版《中国家具史之坐具篇》，资料详实，图片丰富，写下了中国家具史的重要一页，可惜此后再无论述。

在没有新的证据公布之前，绳床随佛教传入成为中国座椅的开端是不争的事实。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西魏至唐代壁画中，绳床的形象提供了研究的依据。例如莫高窟285窟主室北披西魏大统四年壁画、陕西靖边县统万城周边仿木结构壁画墓之北朝壁画等，都绘有僧人趺坐绳床的影像。敦煌研究所出版的杨森著《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一书，对壁画中出现的蜀柱柱头式椅、二出头椅子、四出头椅子、早期围背椅子等有详尽的描述。书中提及莫高窟盛唐第23窟北壁、中唐第186及第200窟、晚唐第9第138及第141窟等，均有四出头扶手椅之形象，惜未提供详尽图片资料。笔者查询到晚唐第9窟北壁维摩诘图、五代第61窟东壁北侧维摩诘经变中方便品图及大佛光之寺图，僧人坐禅的椅子，不仅有弯曲的搭脑，还有腿间管脚枨，最接近我们目前熟知的四出头扶手椅。

从广泛收集的资料来看，早期的扶手椅形象都与佛教有关。1988年上海青浦县白鹤镇青龙村，村民开挖窑河时发现一座唐代水井，水井中出土长沙窑执壶2件。据《上海文博论丛》2003年第4期周丽娟撰文记载，其中一件釉下褐彩执壶上模印胡人手执长形乐器，偏坐于扶手前耸的绳床之上。

唐上海青浦出土长沙窑执壶 周丽娟 上海文博论丛2003.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