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首先便肯定哲学对于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民族思维能力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一讲话也为当代中国性别哲学的本土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首先，习总书记的讲话阐释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对于认识和解释世界、推动民族思维能力发展、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意义。“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1］“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1］当代哲学越发呈现出包容性和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这使得旨在以“性别分析”视角研究哲学的新学科——性别哲学也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追求社会公正的过程中凸显出独特的意义。当代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露丝·伊利格瑞把“性别差异”视为我们时代的关键课题［2］，这预示着性别哲学研究已经在人类思维领域中掀起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性、性别和性别身份范畴以及主体与话语、社会、文化、历史、自然之间的关系得到重新的解说，人类也正在通过这些解说追逐着拯救的曙光。 其次，习总书记的讲话指明了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性别哲学发展的路径。他赞同“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1］的观点，也强调“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1］。或许性别哲学与其他理论的差异就在于它所具有的鲜明政治立场和诉求，它试图在哲学方法论中增添一个新的维度——“性别分析”，但这样做的目的并非要在哲学领域开辟一条女性路线，而是要消除各种哲学范畴和理论中的性别歧视和二元对立成分，因为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哲学从来就不是中立的，个人是政治的，每一个人类主体都是处于多种权力和身份关系之中的差异的、具体的社会存在。既然传统哲学只讲述了半边故事，那么当代性别哲学就必须弥补以往哲学在“普遍性”和“人类性”外表下的女性和边缘人缺席的遗憾。当今时代最为突出的伦理问题是社会不公正，所以人们应当以性别视角审视身边的各种“不公正”，并对它们进行哲学提问和探讨，例如研究性别公正、环境公正、医疗卫生保健资源分配公正、教育公正以及女性参政和就业公平等问题。可以说，性别哲学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本身也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尽管性别哲学尚未进入主流哲学，还处于边缘地带，然而边缘就是前沿，边界的不断打破正好为主流哲学的发展以及哲学本应具有的担当和包容性品质的塑造提供契机。 再次，习总书记的讲话也强调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好的三个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这是因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1］。在性别哲学研究方面，也应当把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尤其是关于性别的哲学理论视为性别哲学本土化发展的关键，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1］。因而，当代中国性别哲学的发展应更注重应用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以及哲学伦理思想史的研究，而意在强调这些“纯粹”理论层面的研究要始终服务于它们所指向的“问题”。哲学从来就不是中立的，需要研究者不断地在不同时空中追问“为什么人的问题”，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1］当代性别哲学的本土化发展也需要汲取优秀传统哲学资源，例如“阴阳”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对古老范畴，从西周末年开始，古人便开始用它来分析和阐释一些难以理解或者不能直观到的复杂事物的规律，描述自然界的相互联系以及对立和变化的属性。《周易》从哲学高度强调“立天之道，曰阴曰阳”“一阴一阳之谓道”［3］，把阴阳直接等同于万事万物变化的规律，具有如同“道”一样的属性。传统中医理论也主张阴阳对立制约、阴阳互根互用、阴阳交感互藏、阴阳消长与转化、阴阳自和与平衡阴阳理论，当代中国性别哲学研究也需要重新考察和解说传统的阴阳理论，为世界性别哲学的发展做出独特的哲学文化贡献。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毫无疑问，性别哲学本土化的发展必须批判性地借鉴国外性别哲学研究的成果，因为“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1］。这种借鉴需要先有一些人做大量艰苦的翻译和解释工作，通过筛选、批评和分析把当代世界有影响的一些女性哲学家、女性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引入中国，用于概括、建构和探讨中国社会和女性在发展中所面临的相似和不同的问题。此外，女性对于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也应当挖掘和呈现女性在不同文化中的这一历史贡献。当代性别哲学应当用不同的方式来讲述哲学的历史故事，在“主人的叙事”之外为女性开拓更大的空间，例如应当梳理和研究女性通过对话、书信和哲学诗集等形式完成的哲学思考，以凸显女性在人类哲学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仍旧需要研究者不断地追问“为什么人的问题”，因为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是否哲学史只能根据专业哲学方式来讲述”“由谁来研究哲学”“为什么研究”“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研究”“如何使用这些哲学成果”的回答都是由“为什么人的问题”来决定的。 习总书记还阐释了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强调“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1］。从理论上说，当代中国性别哲学的本土化发展可以为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在国际社会上“发声”做出独特贡献。在女性主义哲学家看来，“一个人必须质疑和困扰的实际上是哲学话语，因为它为所有其他话语制定了规则，因为它构成话语的话语”［4］（P128）。当代中国性别哲学研究既需要对于基本哲学概念进行赋予中国文化背景的新解释，例如从哲学上解说女性、理性、感性、精神、身体以及公正、自主性、权利、自然和空间等概念，也要对国外性别哲学发展中出现的新概念保持高度的敏感，因为每一个概念的提出都对应着一个或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或理论问题，例如“易受伤害性”概念主要是针对“暴力”问题，呼唤人性的回归，而“跨国女性主义”概念则提醒人们并不存在与“纯粹”全球化分离开来的“纯粹”本土化，人们应当摆脱“本土与全球”的定位政治学，跨越这两者的区分进行思考，把殖民主义历史、新殖民主义、全球资本化和新自由主义一并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也提到要“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要加强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扶持面向国外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对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学术文章，要给予支持”［1］。这也为当代中国性别哲学的发展指明“走出去”和“请进来”的路径。已有的国际哲学家学术组织可以成为中国性别哲学发展的“智囊”。2018年“国际女哲学家学会第17届研讨会”定于在中国北京召开，这将是一个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哲学文化，通过性别哲学在国际社会上“发声”以及促进中外学者交流的好时机，让我们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以性别哲学发展为路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