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1］通过学习讲话精神，笔者深切地感受到性别社会学需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性别实践理论。对一个学科而言，建构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是根本性问题。社会性别实践理论强调总结实践经验，从这些经验中发现具体的、作用于性别关系的具体的规范性知识、伦理和逻辑，并对其进行反思和理论归纳。这需要回到中国具体的性别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实践中，在寻求性别平等的道路上构建自主性问题。 首先，习近平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1］。放眼世界和中国的大历史，性别社会学研究的自主性问题是：中国社会性别实践的历史状况是怎样的？它与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的历史变迁有怎样的联系？历史从来不是割裂的。其一，中国社会性别实践的历史和长期的农业文明生产方式混杂在一起。男耕女织、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与合作的农业文明构筑了人们对性别关系的想象。要重点研究中国的家庭史、家庭伦理思想的演进史。建立现代平等的性别关系，认识传统是必修课。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社会进入现代的过程并不是单向的。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儒家文化和西方进步的、民主的价值观在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意义上互为定义。如金一虹指出的，在现代化语境下本土父权制有着变动不居的状态。除了有纵向时间维度的父权流动外，还有不同场域社会结构的父权制内部的纵横交错的流动［2］。有关“过去的未来”的理念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性视角，提供了“女性将会是什么”的思维，置换了看妇女的方式，从看现状转换到看其潜力［3］。总结和理论化晚清以来中国妇女解放的思想与实践，书写性别关系的近现代史，是中国特色性别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是重要的社会实践，伴随社会主义革命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新的规范性知识，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女性的命运，形成了独特的妇女与国家关系。这其中，妇女的经验和两性相互合作的历史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 其次，性别社会学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1］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基本立场就是坚决主张：真实的妇女解放是妇女参与到公共生产劳动中，对这一妇女解放理想的社会实践应是性别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内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实践赋予了女性在公共生产领域的职责，深入地影响了女性的工作、生活和情感，塑造了两性生活的多样性。两性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经历了社会的、集体的、阶级的解放。中国曾创造了全球最高的妇女经济参与率，带给了女性前所未有的新经验和新知识。随着中国式的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女性既参与公共生产劳动又要解决家庭责任的矛盾凸显。如何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女性参与公共生产的解放呢？这依然是个严峻的课题。社会主义性别平等的梦想是两性在共同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同时，实现家庭中的共同扶养和共同照顾的再生产模式。 再次，性别社会学的实践理论强调扎实的田野调查工作。习近平指出“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1］。性别社会学的方法论以研究性别实践为基础，这要求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只有在具体的研究中才能够感受性别、阶级与城乡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才能够研究女性作为主体能动地打破压迫，获得平等的能力和知识建构。社会实践为认识女性身份、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关系存在及打破常规建立新规范提供了重要的窗口和实验场。 社会性别实践理论关注社会的结构变迁和个体的能动性，它结合了社会变迁的结构理论和个人在适应变迁过程中的复合系统理论。社会变迁的结构理论认为，社会现象结合了文化机制、社会规范与个人的规范性判断能力，它构成了稳定性的社会结构，即人们按照潜在规则或社会习惯来进行判断和行动。人们在规则的实践中，对已有规则产生置疑，进行取舍，以完善社会规范。个人的适应性复合系统理论认为，人们具有适应变化的能动性，能够通过在行动中的反思以实现适应性变化。社会变迁正是结构的稳定性和个人变化的能动性之间的不断社会实践。社会性别规范的变迁结合了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个人能动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这些复杂性使中国的性别平等运动不同于西方社会。 以对中国近年来形成的家政工劳动力市场为例，它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复杂的性别关系和性别平等运动的实践。1990年以后的市场化发育出一个规模在2500万人左右、以农村女性和城市底层女性为供给源、以城市家庭为主要需求的家政工劳动力市场。探讨供求关系的劳动经济学仅将家政工市场视为满足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行业，而从社会性别视角进行深入分析则能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家政工行业的“女性化”“私人化”的特征，体现在从业者多为农村进城女性和城市底层妇女，她们和雇主的关系更多带有“私人关系”的特征。其工资待遇及权益更多地通过双方协商达成一致，而很少按照公共政策及法律的规范，事实上家政工议题与其他社会议题相比，难以得到公共政策及法律的重视。这种分析能使我们在分析社会结构变迁中看到复杂的性别关系，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公共政策及法律制定提供全方位的详尽的信息和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为指导原则，家政工地位的改变只能有赖于将其劳动公共化。中国特色的性别平等关系的政策取向就是要将家政工的劳动公共化。因此，以公共化的方式来解放供求双方，将家政工的劳动纳入国家法律制度中，是促进家政工行业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总之，中国的性别社会学研究要对社会性别的实践进行理论化，特别是对实践中的性别文化机制和制度机制做研究，挑战传统的、具有结构稳定性的传统性别文化，发现性别的能动性，寻找现实变革的新理念，总结两性携手改变传统性别结构和文化的中国经验，对中国两性平等的解放之路进行理论化提炼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