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建设。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学科，人口学也需要根据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进行完善。鼓励和推动人口学进入妇女研究领域，对于整合和利用人口学的学科资源、繁荣妇女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因为女性在大多数人口变动过程中是主体力量，许多人口现象内含着社会性别关系，还因为人口学有着比较长的学科发展历史，其丰富的理论、范畴和分析方法是可以加以改造运用的。但是，人口学也有学科上的局限性，尤其是进行妇女研究时，这些局限显得更加突出，突破这些局限也就成为人口学要加快完善的重点内容。 人口学是研究人口变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或者更具体地说，人口学是一个用人口变量解释人口现象和人口变动的科学。在它研究的解释框架里，人口变量始终是被关注的重点和被采用的分析工具［1］（PP196-197）。女性人口学是人口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运用人口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去探讨女性问题、性别问题，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用人口变量来解释女性问题。例如对一孩母亲再生育热情不高的人口现象，人口学给出的一个重要解释就是，大多数适生妇女都超过最佳生育年龄，把全面二孩新政遇冷归因于生育主体的年龄结构。显然，这种解释并没有揭示出真正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人口学在研究女性问题时性别视角的缺失，从而难以揭示社会问题的复杂性。 当前女性人口学在学科发展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研究视角的问题。在人口学的学科视野里，这个世界就是人口的世界，所谓性别结构也只是简单的自然或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数量关系，所以对女性人口的研究往往侧重于自然的性别结构，甚至无视人口现象中的性别差异及其导致这些差异的性别文化与制度的重要作用。性别之间的横向比较以及从性别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的视角观察性别之间的人口差异，在人口学研究中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最终影响了女性人口学对一些重要人口现象的科学分析。如关于低水平生育带来劳动力资源供给不足的论断，就是一种缺乏社会性别视角的判断，其实中国劳动力供给主要还是相对数量或者性别结构的问题，由于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和排斥，占据总劳动资源一半的女性劳动力存在着不充分就业的现象，或隐性失业，或被挤压到非正规就业，甚至被引导回家成为家庭主妇；又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人口学者寄希望于生育政策的数量放宽，都乐观期待全面二孩生育新政会带来明显的调节作用，但是如果传统的性别观念没有改变，现实中的性别歧视没有消除，增加生育数量的作用是非常微弱的，生男偏好没有得到满足的家庭还是会在生育过程中进行人为的性别选择。二是研究方法的问题。人口学习惯于从人口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来解释人口现象，注重量化程度比较高的数学模型化分析，这种方法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口数据的质量与解释变量的选择。鉴于中国人口年龄数据常受农历计算的干扰，以及人口变量之间的关联更多地取决于不同地域的性别文化与制度，不消除农历计算习惯对数据质量产生的影响，不把性别文化与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模型，人口学的这种数量联系分析传统就很容易偏离真实的人口现状。例如一孩母亲即使年龄结构还比较年轻，也会因为性别不平等所带来的二孩生育代价单方面堆积在女性身上而放弃或者不敢生育。三是本土化问题。是否正确地观察和解释人口现象，有效地解决人口问题，其实还取决于在哪里立足，中国的人口现象和人口变动只有立足于本国国情，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和判断。例如中国男性婚姻挤压和“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女性婚姻挤压并存的问题，就不是西方婚姻市场人口供给理论能够解释的，不充分重视进而改变与传统性别文化密切相关的婚姻制度和择偶偏好，是无法获得科学认知和有效解决的。 要正确发挥女性人口学的学科作用，还需要加快学科本身的完善，把学科的局限转化为学科的优势，在这方面，习总书记的讲话给我们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和面对本学科的不足。对人口现象的数量统计和分析是人口学的学科传统，并成为随后发展的一个非常突出的路径依赖。如何在保持本学科特色的前提下，摆脱这种传统习惯，开放用人口变量解释人口现象的封闭式自循环，是促进学科进步、提升妇女研究必须完成的关键转变，所以“要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要跳出自己的学科，在和其他学科特别是专门研究女性的女性学的学科横向比较中，精准地发现本学科的缺陷和弱势，深入思考这些缺陷和弱势产生与存在的主要原因与治理对策，如建立在第一手口述资料基础上的质性分析，挖掘性别文化与制度对人口现象中的性别差异的解释效应，都值得女性人口学去学习和借鉴。从发展来看，不论是学科的内部自强还是学科的外延拓展，学科的自我完善和提升都要成为自觉行动，“分清本质和现象”，“既看局部又看全局”，“提出的观点、作出的结论要客观准确、经得起检验”［2］等，都是谋求女性人口学自身发展可以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如生育数量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关系，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人口现象之间的表面关系，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相关、这种相关的性质，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立在性别文化与制度基础上的生育性别偏好，这才是我们要认真探索的人口本质。 其次，要强化女性人口学的社会性别意识分析。要提高妇女研究的科学性，不能没有社会性别意识，可以说人口现象当中的性别差异绝大多数都不是几个人口变量之间博弈的结果，都能够从传统的性别文化和制度所建构起来的性别观念及其在社会与家庭实践层面找到成因。对于女性人口学来讲，培育和强化社会性别意识，并自觉地贯穿于人口学女性研究的整个过程，尤为必要，它可以突破用人口现象解释人口现象的自循环，把学科注意力转移到揭示人口现象关联的本质原因，可以调整人口数据收集与分析的理念与方法，还可以发挥本学科测量质性概念的技术优势，对社会性别意识、性别文化与制度等理论要素进行合理的量化处理，以推动理论建构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新研究范式的构建。 再次，继续倡导女性人口学的本土化。“立足中国”是做大做强女性人口学的必经之路，也是女性人口学克服自身缺陷的有效办法。立足中国，就会关注问卷调查的局限性以及政策约束对人口统计的潜在影响，进而加大对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等更注重用女性自己的声音来描述和解释人口现象的人口数据收集和整理方法的使用，提高人口性别统计对妇女研究的服务质量。立足中国，就会主动地去了解不同时代和地域的性别文化与制度的变迁和差异，并借用这些变迁和差异来探讨和认识人口现象之间的关联，来分析和解释中国女性人口的性别特征。立足中国，就会拥有解释和述说中国人口现象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国际话语权，并且通过中国特色女性人口学的建设与发展反哺国际人口学术界，提升中国女性人口学的国际地位和学科引领能力。总之，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女性人口学，将有能力担当起更多的妇女研究的学科责任，并为中国女性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