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中，需大力研究如何在促进经济均衡发展中，促进妇女发展和男女平等.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变为追求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推动以人的福利为宗旨、以平等公正为特征的人类发展，必须以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维护女性合法权益、实现女性全面发展为目的。 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社会经济转型和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其对男女两性的影响需要经济学者的深入研究。20世纪末以来中国男女收入分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而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的扩大会加剧家庭收入分配不平等。近些年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已引起各界广泛关注。2012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触发了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担忧，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却持续下降，这无疑会加剧劳动力的短缺，对这种趋势如何观察和应对需要深入思考；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国家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并逐步提高退休年龄，这些政策会加剧女性所面临的工作与家庭照料的矛盾，其对女性自身发展的影响需要重视，而女性对这些矛盾的应对也会对中国人口结构、劳动供给、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从性别视角回答上述经济问题对于实现共享式发展理念至关重要，这种理念要求男性和女性共同参与经济发展并共同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妇女在推动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人类再生产中具有特殊价值。西方主流经济学假定经济决策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主流经济学强调机会平等，但其眼中的平等仅基于市场，缺乏性别视角的介入。经济学研究性别问题如果忽视社会性别规范与制度因素对两性决策和能力的影响，就不能正确认识资源、发展机会和决策等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对性别差异的解释将力不从心，也难以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推动性别平等。 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开始关注社会性别问题，但相较于其他学科，经济学对于社会性别问题的关注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国有些经济学者在借鉴西方的定量实证方法方面还存在追随西方基本理论和研究范式、用本土数据验证西方理论假说而忽视中国国情和需求等方面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女性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探索中国女性经济学本土化路径是当务之急。 首先，中国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旗帜鲜明地指出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决定其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参加社会劳动是推动妇女解放和促进男女平等的重要先决条件。这无疑为中国特色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精神特质与思想内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出30年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奇迹，其中包含众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女性的参与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观念认识的发展远远赶不上经济的快速发展，财富的增加不意味着社会文明的整体进步。中国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应秉持马克思主义尊重女性贡献的立场，正确认识女性劳动参与与女性自身发展、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如果缺乏性别公正立场，缺乏人文终极关怀，简单照搬主流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对中国性别问题的研究和评判将走入科学主义的死胡同，为两性和谐发展提供更合理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架构更是无从谈起。 其次，中国女性经济学研究应在具体的社会性别文化背景下，着重从有酬劳动与无酬照料劳动两个方面来认识、理解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充分认识到女性家庭照料责任是导致就业、晋升和劳动报酬等方面存在性别差距的重要原因，而对无酬照料劳动的劳动力市场惩罚反过来会影响劳动力再生产和可持续经济增长。应深入研究女性的就业与工资情况，着力考察性别间的职业隔离与性别歧视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审视女性在家庭内外的平衡困境，进而从市场、制度以及家庭等多维度综合评判女性劳动参与、职业发展和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让妇女研究获得更有理、有力的经济学支撑。另一方面，要拓宽经济学研究性别问题的视野，加强对教育、财产、生产资料占有等方面的性别不平等状况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加强宏观经济研究领域性别问题的研究；加强公共政策领域性别不平等问题的研究。 再次，女性经济学的本土化需要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结合起来。主流经济学推崇数学模型，但经济学对性别问题的研究不能无节制地使用数学模型。目前大量涉及性别问题的实证经济学研究中，具象的性别文化和社会制度因素往往在数学模型中被抽象掉了，从而导致理论与实际脱节，甚至得出错误结论。中国经济学研究应注重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更科学地发展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在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中要引入定性研究方法，扎根中国实际，深入思考甄别、补充完善现有理论，才能写出丰富的故事，得出可靠的结论。因此，扩展经济学的方法论边界，将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实地调查、案例分析等定性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是实现中国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本土化的重要途径，是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的基础，才能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女性主义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