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时期（1950—1966），新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开始了全方位的探索与发展。在《人民画报》对这些“翻身当家做主人”的妇女的记录与宣传中，大量的女性图像为我们分析画报中的女性形象建构方式，以及这种媒介塑造方式对妇女产生了何种影响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支撑。

一、《人民画报》（1950—1966）女性形象建构图解

（一）劳动女性形象

在《人民画报》1950年的首刊中，出现了赵桂兰、李凤莲、李秀贞三位女劳动模范，她们作为新中国女性的代表，因为出色的生产贡献而参与新中国的政治建设。1950年8月的封面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作为第一位登上《人民画报》封面的女性，无论与新中国成立前月份牌广告中注重身体书写的摩登女郎，或是作为受难者形象出现在政治宣传画中的女性相比，她开始构建起国家对社会主义新女性形象的想象空间。妇女从私人家庭领域向各行各业全面进军，除了女性劳动模范代表，普通职业女性形象也广泛出现在《人民画报》中。在《新中国广大妇女走上生产战斗的前线》报道中，出现了女拖拉机手、女海军、女保育员等职业女性形象，妇女逐渐突破男女分工的传统分野，开始在一些重要岗位担当重任。

（二）爱国女性形象

1950年3月的《解放海南岛》报道，展示了当地妇女群众为解放军送来大批慰问品的场景，从她们的笑脸上可以直接感受到新社会为她们带来的解放与希望。力所能及做好后勤工作，这是普通劳动妇女对一个新生国家政权的感恩与回报。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慰问志愿军活动、和平签名和集会行动、爱国增产运动、抗美援朝宣传工作均有广大妇女的身影。《扑灭美帝侵略战火》一文，展现了很多爱国女性形象，北京被服厂女工给毛主席写信，希望加大生产支援抗美援朝；出席西北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各组代表在《向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致敬书》和《致朝鲜姐妹的慰问书》上签字。妇女作为封建时期最受压迫的群体之一，在党的领导和妇女群体自身的努力下，迎来了空前的解放。她们在多年的抗争过程中，将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面对新的斗争形势，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

（三）思想转变新女性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时期的《人民画报》，呈现了大量思想转变的新女性形象，她们在扫盲运动、新婚姻法颁布、土地改革等国家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建设中，逐渐转变了旧有思想。原有的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逐步瓦解，妇女在新思想的武装下，试图与旧有的生活方式决裂。《土地改革后的农村新气象》展示了一张在文化组内学习的农村妇女照片，从妇女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对未知的新奇与对知识的渴望。为了提高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国家曾先后三次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在扫盲运动中还特别开设了妇女识字班，也正是在不断的教育中，妇女初步脱离了愚昧的窘境。1950年8月刊《第一朵花》的小记，塑造了一名响应新婚姻法号召，敢于冲破旧式婚姻桎梏的妇女形象。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新中国，越来越多的妇女思想发生转变，而这些具备新思想的妇女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理想社会的建构。

二、《人民画报》（1950-1966）女性形象建构的特点

（一）走出家庭凸显劳动本色

1949年，《新中国妇女》创刊号上刊登了妇运先驱区梦觉的文章《怎样做一个新社会的新妇女》，文中她为广大妇女指明了一条在新社会谋求自身解放与发展的道路：“我们要认识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世界。妇女必须参加生产，以推进社会的发展，争取经济独立，这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关键。”［1］旧中国多数妇女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只能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新中国妇女进入公共领域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妇女大规模地进入经济生产活动之中，而只有妇女参加生产，掌握更多的社会财富，才能真正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长足发展。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时期，《人民画报》几乎每一期都有对劳动妇女的描摹。她们展示出的简单、质朴、健康的女性形象，符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对她们的宣传构建也符合国家经济建设的现实需求。

（二）为国家而奋斗的精神内核

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短时期内帮助中国妇女摆脱了在封建社会遭受的种种压迫，取得了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初步完成了社会愿景，赢得了她们的积极响应。其次，妇女解放融于人类解放的理论逻辑，决定了中国妇女必须服务于国家建设意志，投身于党的伟大事业，在社会奉献中实现个体价值的现实。最后，党继承发展了延安时期对妇女解放的政治干预模式，将其转换为国家干预体制，实现了对妇女解放实践的全面干预。基于以上三点，结合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以及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现实需求，广大妇女的观念中不由自主地形成了“国家培养了我，我要为祖国献身”的逻辑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