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捷，研究员，云南社会性别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和创始人之一，从事妇女学与社会性别研究近30年，坚持学术理论、政策倡导和行动研究三结合，在社会性别分析、参与式理念与方法及女权主义田野工作方面经验丰富，处于业内领先位置；相关论著颇丰，其中一些思想观点和开创性研究获国内外同行赞誉。2011年自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退休后，现任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汕头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兼任政府有关部门和民间组织推动性别平等和促进妇女/ 女童发展项目的首席专家或顾问，仍继续推动中国和云南的性别平等事业。

李玲，云南大学人类学系硕士研究生。

本文摘编自《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因篇幅原因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将“我们”作为方法

李玲：妇女学还真有些深奥，话说到此，我们已谈及了它的方法论了，不是吗？

赵捷：是。妇女学的方法论强调以女性的人生经验为研究主体，多维度地去诠释女人与男人的角色身份表现出来的多样化经历；注重话语研究，质疑和挑战权威和中心，批判本质主义，强调实证研究，揭示解构与建构的全过程，主张on，by，for and with women。简单说，与妇女一起研究与行动。

我有过这样一个经历，或许能说得更明白：

1995年在怀柔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民间论坛时，我曾听过一个工作坊，议题是妇女的历史。其方法令人难忘。当时与会的人很多，主持人很随意地问：在场的姐妹们，有没有40 年代以后出生的，请举手；随即请其中的两位坐到台上来。之后又问：50年代后出生的请举手，又请上去了两位；随后问六七十年代后出生的，并分别都请上两位台上就座。就这样，台上出现的讲者，是不同年龄、不同肤色和不同国家的妇女10位（连同两位主持）。当她们自我介绍完毕，不同的职业和身份又都清楚了。就这样，基本信息和背景都有了。接下来，主持人面对台上的讲者说：请给我们讲讲个人故事，它可以关系到你人生中遇到的重大事件、印象最深刻的事件、感触最多的人和事等。主持人让她们回忆几分钟后请出40年代后出生的开始，之后依次开讲。听讲故事，从来都是有趣的事，与会者竖直了耳朵。反正我是这样的，因为不同国家英语发音不同，我水平有限，很难全部听得懂。记得40年代后出生的两位欧洲人，讲的是父母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女孩记忆中的事件，包括分离、逃亡、饥饿和恐吓等，以及事件对她们后来成长的影响。记得有位中国人，介绍她参加红卫兵战斗队的事件，回忆说：兴奋热情但又迷茫，现仍深刻于心的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信心。来自非洲的朋友讲述了她们国家面临的经济和环境问题，女人、孩子和家庭的困境等。我能捕捉到的讲诉，都很感人，也说明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就那么一会儿的时间，一个世界，一段段的历史，如同话剧般地呈现在我眼前，其中如此鲜活的、不同肤色、年龄的老中青少的女人，基于性别不同而报告的历史，是那样的真实！她们大多会提及亲人、伤害、对暴力的反抗，对掺杂其中的性暴力现象的厌恶；会提到国家社会的变化或转型过程中，她们对已有关系断裂的焦虑，也有为此所做出的努力，包括挽回和对抗等等。

台上女人们的亲身故事和内心感受，很煽情，让所有在场的女性从内心产生巨大的共鸣和力量，至少我是这样的。我惊奇和欣赏这种方法，完全参与性的。所有人之前都不会知道将发生什么。台上的人讲完自己的故事后，主持人鼓励大家讨论，为什么会是这样？台上和台下的相互呼应，台上的人把东西带出来，然后底下的人相呼应，相互印证。讨论中你还可以从亚洲到欧洲，从一个年代跨越到另一个年代去比较，去理解不同社会和文化中的社会性别关系，去讨论深刻的问题。那个工作坊当时没涉及那么细，但这种种方法，肯定是可以把多元的东西带出来的，而且所有信息是感受性的和经验式的，宏大事件只是背景。人们感觉随意，但不乏深刻性，反而更真实和精彩。这类妇女学的研究方法，并以此形式呈现出来的“非权威性”的研究成果，不同于精英的学术报告。像这类东西，连同前面提到的行动性研究，讲究参与性，我喜欢，也热衷于做这类研究。